张玮玮说“一个乐队连演三个小时,对观众的听觉来说太‘疲’了”,所以这次跨年演出会分三个部分。他说河乐队就像一个变形金刚,虽然就这么些人,但是能出好几个组合,“我觉得这对观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,因为有期待、也有新鲜感”。
这次采访,张玮玮有很多好句子,但题目还是选了“永远不说再见”,这不仅是12月31日河乐队在广州声音共和Livehouse跨年音乐会的主题,也是张玮玮的新歌,不出意外,这首歌将在当晚大乐队的环节唱起。
河乐队是一支值得在重要时刻去倾听的乐队,声音共和Livehouse主理人拉家渡把邀请张玮玮在内的河乐队来广州跨年演出看成是2021年内最大的动作,此次跨年也是河乐队组建后首次广州演出。本次跨年音乐会将分为三个部分,张玮玮和郭龙,小河、张玮玮和郭龙,安娜、小河、张玮玮、郭龙和大乐队的不同组合,呈现出不同时期的歌曲,从《白银饭店》到《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》,再到河乐队的《流浪之歌》,这三部分都有张玮玮的身影。
01 选择
2020年10月,张玮玮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《风筝和飞鸟》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。拉家渡心向往之,但没有去成,遗憾中和张玮玮商议把演出搬来广州,辗转看了几个地方,都有不足,心想那就自己搞一个吧,于是有了声音共和livehouse。拉家渡说“喜欢就听见,热爱就搬到眼前”,但对于做选择,张玮玮有自己的决断,“买定离手”。
南方都市报:这次音乐会的名字“永远不说再见”,是怎样定下来的?
张玮玮:不是我定的,是小河定的。这个名字也是我的一首新歌,还没录音。
南都:已经写完了,但是还没录,这首歌是个怎样的动机?
张玮玮:写完了但还没正式录,也没演过太多次,是我在旅行的路上写的。那天演出完觉得特别累,感觉我们住在大理这边,跟以前的好多住在北京的朋友都离得越来越远,平时也很难聚在一起,而且主要跟年纪有关系,40岁以后,朋友就不像以前那种永远都要凑在一起一块玩儿,演出也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。反正那天就突然觉得挺伤感的,好像跟好多东西都要告别了,青春啊、以前的朋友什么的。路上就有了写这个歌的动机,回去就写完了,就是“永远不说再见”。
南都: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,或某一件具体的事,只是一种感觉?
张玮玮:对,就是人到中年要跟好多事儿告别。告别的时候,觉得已经跟好多东西告别了,但其实最重要的那些东西,是一点儿都不会因为距离而改变。告别的可能只是一些平时生活的泡沫,反而重要的那些东西,变得更清晰了,永远也不会说再见,真正属于你的那些东西,永远也不会离开。
南都:那些更重要的东西,不说再见的东西,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向?
张玮玮:追求,然后还有你的选择。很早的时候选择要成为的样子、自己要走的路,在路上你对生活做出的选择、对职业做出的选择、你选择的朋友、选择的家人、选择的爱情,虽然有时候人会被生活带得晕头转向,但回过头一看,其实还是跟自己最早的时候选择的一样。青春就像做了一场大梦,哗哗哗一下,十多二十年一醒过来,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什么都没发生,特别虚无。觉得自己瞎跑了一圈,但是再看一看,当初选的东西都还在。
南都:有时候做一个选择,相当于放弃了另外一个选择。你现在做选择,是顾忌得更多还是更少?
张玮玮:我现在是更少顾忌了。其实每个人都能有1万种选择,你完全有可能度过1万种完全不一样的今天。但人不可能拥有1万个选择,不要说1万个,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选择,你只能有一个选择,然后痛苦就是由两个选择开始,产生矛盾,所以我这首《永远不说再见》里面,就是设定了我坐在车上,心里有两个魔鬼,一个要抱着我,一个要把我推开,就是人内心的那种无法选择又必须面对的境况。
其实人无论多大年纪,随时都在面临这些。我现在很认同上那一句“买定离手”,尽量快点做选择,做完了,买定离手,让它自己去发展,不要再为它操那么多心了。因为其实每一个选择都一样,都有它发展的可能。已经这么着了就这么着了,我不给自己找罪受。
02 戏剧
《流浪之歌》围绕着以流孩“安”(安娜)与“风之岛”(万晓利)、“雨之岛”(张玮玮、郭龙)、“沙之岛”(小河)相遇,最终抵达希望彼岸的故事。这不是张玮玮第一次参与戏剧,他之前帮孟京辉做过很多配乐,但这次作为演员,还是收获了新的刺激。音乐戏剧现场原声实体专辑《流浪之歌·河乐队》已于日前推出,广州跨年音乐会当晚有签售环节。
南都:河乐队全员参与的《流浪之歌》这部戏,最初的创意是怎么来的?
张玮玮:主要是安娜(刘烨的妻子)发起的,因为她在一个戏剧公司当制作人,之前把欧洲的一些戏引进中国,她自己也演,比如《犹太城》。我们几个老在一块儿唱歌,就想我们几个人最好能玩点不一样的东西,因为已经演了20多年,真的想换一换。正好有一次,安娜跟戏剧公司聊起这个,戏剧公司的人很有兴趣,就有了《流浪之歌》。然后安娜去找了闫楠,他本身是一个挺好的戏剧演员,来这部戏既是编剧又是导演。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演员,但是出现在剧场里,就得是一个戏剧,所以闫楠等于接了一个很麻烦的事儿。
南都:看起来挺好玩的事儿,但真正操作起来肯定很复杂吧?
张玮玮:很复杂。之前我们在Livehouse演出其实是很放松的,跟观众说话全是即兴,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但是在戏剧台上,每1秒钟都是固定的、确定的,你要跟别的人配合,要跟灯光、音响配合,戏剧是综合的艺术,不像Livehouse那种点对点,音乐现场跟观众同呼吸一起“嗨”就行了,戏剧就有别的方法和规范,所以我们排练的时候挺困难的。
南都:从音乐人到演员,这么多场演下来,给你自己哪些刺激?
张玮玮:去年、今年演了有40场。去年演得特别心慌,主要觉得自己演得也不好,有很多处理方式也不是我们习惯的方式,因为一部戏是导演的艺术表达,跟我们平时在舞台上的呈现是有区别的。去年在这个区别里面是稍微有点不适应,服装、舞美也并不是我们惯常的审美之内。音乐没有什么问题,演戏的部分有新鲜、有刺激,也有迷惑。
南都:迷惑在哪里?
张玮玮:就是审美的表现手法的差异。去年有时候不太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,今年就好多了,今年就“买定离手”了,会觉得其实我们的表演也还可以,也有专业演员稍微给我们打了打气,说我们台词、声音什么的都还是挺好的,在他们的标准之内并不是那么惨不忍睹。
南都:之前的演出可以即兴,演舞台剧不能太即兴,一即兴就乱了。
张玮玮:对啊,舞台和观众区隔着“第四面墙”,不能过去的,你要过去了就不对了。但是Livehouse是没这堵墙的,观众跟台上的乐队是连在一起的,这也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会那么喜欢摇滚乐现场,大家呼吸都在一起,汗水、情绪都完全是一体的。
但剧场里面隔的这一道墙是一个特别高深的东西,戏剧的发展有非常强大的堆积。表演起来也不能完全在墙这边不过去,但是你又不能过去,它的互动方式几乎像是精神上的一种关系,所以挺麻烦。
南都:参与了配乐、表演,已经算是大半个戏剧人了。
张玮玮:我其实很早就已经受戏剧的影响,我将来的专辑肯定有很多戏剧的因素在里面,当然它不会是常规的、大家想象的那种戏剧专辑。我觉得“第四面墙”对我影响特别大,音乐不应该是那么直白的东西,应该是更立体的、更综合因素。我们没必要一张专辑就是十首歌,每首歌4分半,有a段、b段、前奏、间奏、尾奏,专辑完全是可以概念化的,加入更多文学的成分和叙事。
03 逆流
42岁生日那天,张玮玮宣布要“隐退”,“暂停所有的演出及相关工作”,做了公号也是不定期更新,从老家白银到兰州,到北京,到迁居大理,再到走出大理,他说生活不能安逸还是要折腾,不能顺流而是要逆流,到了现在的阶段必须得直奔主题,不能再跑题。
南都:之前你在《日谈公园》说过一句话,看到南京的音乐人朋友勤奋做演出,就把自己家的沙发扔了,说生活不能逸,要赶紧去做事,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?
张玮玮:对,就是这样。因为我当时住在云南,住在大理,特别安逸,看着南京朋友那么拼命,就羞愧了,回去把沙发扔了。我现在已经搬出去,不在云南住了,房子刚装好,装了三年,住了一年,我现在“返城”了,搬到了上海。北京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城市,不是以前那个充满活力的阶段,太严肃了。
南都:什么时候决定搬去上海?
张玮玮:我是去年就做了决定,疫情好一点儿以后,我觉得生活还是需要把自己放到现实里去验证自己,因为待在风轻云淡的地方,每一天都很好,但有时候那种好是虚假的东西。我觉得人在特别现实的生活里面,反而更能看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去年年底接了孟京辉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配乐,想着上海太动荡,我就留在大理把这个配乐全部做完,又到北京排练,待了一个多月,演完到今年7月份,我才到了上海。
到上海的第一天,我大清早起来去坐早高峰地铁,我也不上班,就是坐到一个地方再坐回来。看着那么多年轻人那么早起来挤地铁,都那么困,看着也挺不情愿,但还是去(工作)了,脚步匆匆的,我挺感动的,我觉得人真的不能贪图安逸,不能自己骗自己,生命还是需要一些(折腾),还是要迎着逆流而上,不能是顺水推舟。
南都:安逸了一段时间,又选择重新投入热火朝天的战斗,你觉得这是什么驱使着你?
张玮玮:其实也没有过特别安逸的日子,像舌头、野孩子,这两年也一直都在巡演,都很敬业。我是因为之前一直演出,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,我真的受不了了,受不了每天都在准备出门,每年的春节一过完,人生就被放在一个日程表上了,整个人生都被这个带着走,我觉得特别烦,觉得自己完全枯竭了,也没法再继续创作,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干这些事。
所以我2018年年底的时候,过42岁生日,就说给自己送生日礼物,把所有的演出都推了。2019年整整一年,本来我和孟京辉约好2020年开始做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,我想着索性搞几年戏剧,结果疫情来了,我在家待着想了好多事情。最后决定离开大理。
南都:从下定决心不再演出,到下定决心搬出大理,感觉这几年你内心的波动也很强烈。
张玮玮:我是差不多40岁的时候,2015年我父亲去世,是我这辈子受过的最沉重的一个打击。不仅仅是亲人离世那么简单,你突然意识到了生命真的会结束,就在你眼前消逝,一下把心里所有的危机全部给拉出来了。之后我2018年决定停止演出,都跟这个有关系,就是我必须得知道我生命到底是用来干什么,必须得直奔主题,不能再跑题了,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。
我必须得特别纯粹地诚实地面对自己,所以这几年等于一直都在解决这个问题,其实就是一场精神危机。到了40岁,生理、心理,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坎。
南都:现在算不算已经过了那段精神危机?
张玮玮:还是要保持创作,诚实面对生活,面对自己。
04 新生
除了河乐队,除了《流浪之歌》,除了给戏剧做配乐,除了《伤心咖啡馆》之歌,张玮玮还做了很多自己的作品,并且放弃了惯用的吉他和手风琴,而是在上海找新的乐手做新的尝试。除了自己的作品,张玮玮还有酝酿和郭龙的《白银饭店2》,不管用哪种形式,他会坚守民谣的核,并且不做迎合,而是如实地剖析自己。
南都:除了《永远不说再见》,是不是还有更多我们能够听到的新歌?
张玮玮:这一次来广州不会演太多,因为我现在不光是歌新了,我是把吉他、手风琴,这些我擅长惯用的,都已经放弃了,现在用的乐器都完全是另一套系统,但是这次来广州跨年,带那些设备过来会特别麻烦,因为台上大乐队已经十个人了,我再交出一堆来就没空间了,但是应该很快,我这批新的东西快理顺了,理顺了就可以演了。
南都:这批新歌不是用吉他、手风琴演奏,会用到哪些乐器?
张玮玮:跟我之前那些都没关系,现在是合成器,我现在有几个新合作的乐手都是上海的。去年开始,我就在上海找乐手,因为要往上海挪嘛,我是那种早点铺垫的,就在上海找了一些乐手合作,最后留下来几个合作很舒服的。所以是一套新的班底、新的玩法,但不是很成熟,得做一张专辑才能清楚它是什么样。现在一直在为这张专辑做准备,本来今年8月份录音,但到了8月份还是觉得没到能录音的那个地步,就暂停了,所以还在研究之中。
南都:所以会有一些电子化吗?
张玮玮:也不会是那种电子。现在好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搞民谣的了,好像搞民谣的就特别low啊什么的。我还是搞民谣的,我是真的要搞民谣,而是我觉得以前没有做好,以前的作品还不够好。像《白银饭店》有好多问题,叙事根本不完整,我希望能做出一个更完整的,我心中民谣该有的样子,我希望能把它做出来,所以不论我用什么乐器,我的核心不会变,我是搞民谣的,已经“买定离手”。
南都:新的作品里边也没有郭龙吗?
张玮玮:这张没他。我俩也是这么多年了,也得停一停,再准备我俩的下一张,相当于是《白银饭店2》。我现在要做的这张专辑就是给那张专辑打一个基础,我要把所有的雷区沼泽地先全部翻一遍,然后做完这张专辑,我就知道该怎么玩了。我俩肯定要做《白银饭店2》,那是我俩的正事儿,我心目中的民谣,会在那个地方出现。
南都:感觉新作品更多还是这几年精神上的起伏轨迹。
张玮玮:肯定要是,我觉得人的每个年纪都应该按照每个年纪如实地去剖析自己。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要跟别人分享,分享的前提是有一个大家共通的东西,如果说市场现在所有人都在迎合年轻人,所有的票房支柱都是年轻人。那我怎么办?我迎合不了,我只能说自己现在的话,肯定是同龄人听得更明白,但就怕同龄的人都不听了。但也没事,这些事我想明白了,人只能做自己,至于结果怎么样,根本不重要。
南都:像小河也在做“寻谣计划”,你们又一起做河乐队,感觉都到了新的阶段,也有更多新的工作。
张玮玮:对,挺舒服的现在,过了一个挺麻烦的阶段,现在感觉生活就这样,你一辈子就是这样,起起落落的。
采写:南都记者 丁慧峰 实习生 苏悦
